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董藩,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教授。两位看似毫无关联,却因敲响中国高等教育的警钟而被纠结在一起。药家鑫让我们悲愤地看到了漠视生命的又一个版本。2009年“杭州飙车案”,“官二代”同伴围在死者身前嬉笑的场景曾经灼痛着公众的眼睛;2010年李启铭在校园内将两名女生撞成一死一伤后,又嚣张冷漠地喊出“我爸是李刚”。这些涉案的当事人都是在校学生,但是,如果一个差不多的案子能够一再翻版上演,我们就必须做出思考:是司法制度出了问题,是社会心理出了问题,还是教育体系出了问题?
一、一位学生、一位老师,让我们直面中国教育的价值观
最近一个学生和一个老师,敲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警钟,学生是药家鑫,六刀捅出了高等教育的一个大窟窿。老师是董藩,就是之前高喊“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的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的教授,这个人太可爱了,最近又抛出一个言论,他对他的研究生说,四十岁之前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来见他。
先说说董藩吧,董藩在其微博上的言论一出,马上有评论说,“四千万”呐,就是四个“千万”,你的学生不是做房地产的吗,怎样叫“四千万”呢?就是千万要暴利,千万要心黑,千万要行贿,千万要强拆,只有这么四个“千万”,才能弄到你这个所谓的“四千万”。我发现我们的网民太有才了,总结得太到位了。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四千万”的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金钱至上、成功主义,也就是那些房地产商的价值观。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天天在讲美国的价值观,对不对?但是可悲的是我们完全没有搞清楚,美国最伟大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首先,我可以告诉各位,在美国,董藩教授的言论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言论没有任何科学的基础。你说你这个“四千万”在数字上有什么意义?或者你是不是做过实证研究,证明说你这个价值观传授给学生之后,对学生、对你本人、对国家、对民族都会有好处?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就不可以在学校里给学生灌输这种价值观。学校和老师要给学生灌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是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去思考,而不是告诉学生要怎么做。所以说,美国最伟大的价值观就是它从不塑造价值观。
再看看我们的价值观。透过董藩事件和药家鑫事件,我们发现我们的价值观真是五花八门。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李颖,在网络上有这样一个言论说,要是她,她也捅,谁让你受害者去记车牌号呢?之后,网上很多90后80后,还表现出自己对药家鑫的一种同情。这个事儿其实让我真有点无法理解。自古以来,杀人偿命,不管你捅几刀,终归是致命伤吧,那你是不是应该尊重基本的法律?但是,看看律师的辩词,说药家鑫是“激情杀人”,还有专家说“药家鑫捅六刀是习惯性弹钢琴动作”。更搞笑的是,还有一种辩护说,这个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品学兼优”,获过好多奖。各位晓得他们是如何理解“品学兼优”的吗?关于“品”,药家鑫的同学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同学、老师都很好,原来“品”是这个“品”。“学”呢,药家鑫的辩护律师说他得过13次奖状,甚至还会弹钢琴,说他是一个学习非常认真的人。那我请问,如果按照这个“品学兼优”的标准,这种“品”跟这种“学”的人怎么会犯下这么恐怖的杀人案?竟然还有人同情他?甚至还用“品学兼优”这个观念,来回应我们这个社会对他的审判?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二、我们的教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更可怕的是,在董藩事件和药家鑫事件的背后,不仅是这种畸形价值观的存在,更说明我们的教育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再看看药家鑫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似乎大家都认为,只要我不被抓住,我就可以躲过去。根本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自责,好像大家都认为对于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用一种投机取巧的办法躲过去。更可悲的是,药家鑫所在的学校竟然跟药家鑫的心理也是一样的,药家鑫事件一出来,他的学校就给出了一份报告,各位猜猜这份报告里是怎么说的?竟然说药家鑫这个事情等于是给他们学校栽了赃了,怎么办?赶紧撇清关系!还说药家鑫这样的学生是禽兽不如、咎由自取,最好大家能够把这件事情赶紧忘了。还有李启铭事件,就是高喊“我爸是李刚”的那个学生,事件发生之后,他的母校河北大学竟然规定学生不准接受任何采访,不准谈论这个事情。真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整个社会快要沦落到连最起码的正义公理都没有的地步了。简直太可怕了。所以说,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搞明白的,就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缺失了某个环节,才出现这么多所谓“品学兼优”的学生?
这让我想起发生在香港的一件事情,就是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我们看看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香港的学校是怎么处理的?很有意思,香港的很多学校,包括中小学组织了各种讲座和讨论课来讨论这件事情。讨论什么呢?什么叫人的尊严,什么叫人的隐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思辨的集体讨论,来减缓这个事件对社会的冲击。不像我们,动不动就拿起道德的大棒说,你应该有道德。透过这种对比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价值观,而是一种有独立人格的思辨,透过这种思辨,能够最终取得一个新的共识。这比什么都重要。
在美国也一样。对于美国的大学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独立的大学人格。作为大学的教授,要有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那我请问,我们有多少教授有这种独立人格?我们的清华大学有个校训,叫“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对不对?但是,各位知道这是多少年前的校训吗?100年前的。可悲的是100年前的校训到了现在,差不多已经被我们丢掉了。还有,2011年不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吗?很多人在反思清华大学走过的这100年,发现人文思潮越来越淡漠,而清华大学丢失的其实正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有人在微博发出了一个帖子,说史上最牛的毕业证,这个学生的毕业证是清华大学的,他的导师是四位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是四大大师给他加持的证书,说这样的证书再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大师了!
各位还记得民国时期的军阀张作霖吧,这个人是个军人出身,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非常注重教育,他每次去辖区学校的时候,一定会换上马褂,然后非常谦卑地对老师说,我是一个文化很低的人,教育方面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懂,下一代要靠你们了。张作霖对教育的尊重不只是表面的,办教育所需要的钱、地、政策,都是他给的,但是,他从来不干涉教育。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他给大学一个独立的人格。这点很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学,才会有独立人格的教授,然后才会引导学生学会思辨,并透过思辨这个过程,最后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价值观。还有被称为“学者军阀”的吴佩孚,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骂完吴佩孚以后,吴佩孚照样给北大拨教育经费。透过张作霖和吴佩孚,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办好教育的原则,就是给钱但不干预学校事务。正是因为他们给了学校一个独立的人格,才会有那么多有独立人格的大师。
以前我们北大的校长、清华的校长多么崇高啊。但是现在呢?哪个大学校长会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尊重?好像没有。为什么?因为一个大学校长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独立的人格,他可以为了学术上的自由跟各种权力作斗争。现在的大学校长怎么可能那么“傻”?所以说,对于现在的大学,即使是北大和清华,谁来当校长都无所谓了,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差不多,没什么区别。
才女作家蒋方舟不就写了个《致清华大学的一封信》吗?在网络上很火爆的,说的就是清华大学学生的状态,就是不“care”。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她身边的同学,就是清华的大学生,现在根本不愿意讨论什么国家的事情,对社会的很多现象也都不在乎,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跟他们都没有什么关系。蒋同学每次想跟身边的同学讨论这类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恨不得说找个人赶快把自己救走。搞得蒋同学非常感慨,也很愤怒,所以她就通过这样一封信来表达她对清华大学现状的不满。
三、我们的大学这样失去人格
再说件更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呢,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们一向比较“淡定”的教育部非常着急上火。那就是最近出现了两个新创办的大学,这两个大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部分地突破了我们教育部的权力垄断。一个是上海纽约大学,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联合搞的一个学校,算是招商引资进来的,完全由纽约大学来管理,学生毕业所获得的也是上海纽约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文凭。按照我们的现行体系,如果你有国外的学历,只要拿到教育部认证一下,你的文凭就被认可了。还有一个是南方科技大学,是我们自主创新创办的,朱清时任校长。媒体评论说,这两个大学的创办是我们中国建立现代大学体系的一个路径和一个希望。像南方科技大学,各位晓得它的招收对象是谁吗?很有意思,竟然是高中都没毕业的高二学生,而且,它还在学校的招生简章中说,学校颁发的毕业证是自己印的,能不能获得教育部的认可还不知道。更有意思的是,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发现着急的不是学生,也不是家长,而是教育部。教育部为什么着急?因为它发现竟然有学校不在它的控制之下,这还了得?这是它最不能忍受的事情。然后,教育部就着急上火地说,我要认定这个学位,有个词很形象,叫“追认”。
那我请问,凭什么说这个学位证书就非要你教育部认定?我上次回香港,去我学校看我那个博士论文证书,看是谁颁发的。我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教育部,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以,我搞不明白,明明是一个大学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非要你教育部来做?各位晓不晓得,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大学是需要教育部来颁发学位证的,别的国家都不要。那我请问,你大学是做什么用的?如果你连颁发学位证书的能力都没有的话,你还能叫大学吗?你只能算是教育部下设的一个教学点而已,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你只是中国制造的一个车间而已。所以《新民周刊》同样有评论说,现在高教改革的核心是有关部门放权,说我们其实都明白良好的教育体系应该是怎么回事,但就是不愿意放,这比不知道该怎么改革还糟糕,还说上海纽约大学是一连串高校自主办学模式改革的一个序曲,现在更多的人盼望着这个“外来的和尚”能给中国现代大学做出一些启示。
为什么说我们的大学现在已经失去了人格?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钱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经费。在我们国家,所有大学的经费基本都是靠政府拨款,而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的,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而且对这个所谓的经费,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发现还真是挺复杂的,比方说“211”和“985”是教育部对大学层面的拨款,之后还会具体对什么国家级重点学科或是科研基地再分学院拨款,再之后还有对精品课工程的专业拨款;然后大学又分成直属、省属和市属的,这里面又涉及非常复杂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问题。因此今天的大学校长,就在这个拨款的网里面,整个人格都被阉割了。所以说,现在的状况就是什么事情都归教育部管,甚至应该由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也是教育部发,这个太可笑了。
我们再看看美国,美国大学的经费都从哪里来的?当然也有政府的拨款,可是更多的是私人的捐助,比如说斯坦福大学,我们都晓得斯坦福为美国的硅谷培养了很多人才,前几年斯坦福就公布了一个数据,说仅仅是来自于硅谷的那些成功企业家的捐款,就达到26亿美金。除此之外,美国大学的经费还有学生的学费,比如说常青藤联盟,基本都是私立大学,学生的学费都很贵的。透过对美国大学经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教育其实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这种丰富的资金支持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正因为社会贡献了丰富的资金,学校才会面向社会。迎合社会的需要。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几个大学做得不错,比如说我们过去的燕京大学,它是国内第一个创办新闻系的,是跟美国密苏里大学合作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非常缺乏新闻方面的人才。还有东南大学,它就搞了一个工业工艺专业,还有一个农艺的专业,为什么?因为它面对长三角,所以得到了上海纱厂联合会,以及面粉工会的支持。透过这些例子,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基于经费多元化的结果是必然面向社会。面向社会的结果呢,它自然会创造出一个好的新的学科,能够学为所用的学科,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在美国根本就没有象牙塔的概念,因为大学跟社会之间的这个城墙是开的。包括中国的香港也是,香港很多学校都有以那些富豪命名的楼或者学院,都是非常敞开地让大家去捐款。所以说,香港的大学校长为了经费或者其他的东西,经常跟香港所谓的教育单位抗争。而且,香港大学的独立性是非常完美的。我举个例子,香港大学的校长郑耀宗,对一个教授的研究经费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你再批评我们特首董建华的话,就要封杀你的这个研究项目。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内地的话,也许算不了什么,顶多是给你警告,注意一下就是了。但是,这件事却在香港闹起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香港人认为,一个校长竟然敢干涉学术的自由与独立,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最后,郑耀宗竟然因为这件事情下台了。所以说,这个在我们内地看来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在香港却导致一个大学校长下台。这就是差距!
说到校长这个阶层,我想告诉各位,美国很多大学专门设置了一个副校长的职位,这个副校长既不负责教学,也不负责科研。那他干嘛?就是专门负责维护款项的运用,这是校长的一个独立的阶层,相当于CEO的概念。而且,美国还有终身制教授的制度。如果你认为这是为了要养这些教授,那你就错了。设置终身教授制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告诉你,是为了保护学校的独立与创作的自由。因为有时候教授的发言会冲击社会、冲击当权者,而美国为了保护这些教授独立的发言权,才搞出这么一个叫做终身教职的系统出来。
四、“无为而为”与“无塑造而塑造”的价值观
美国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面对移民潮和工业化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大张旗鼓地搞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但是,这种所谓的品格教育的效用在美国国内早就被推翻了,这就是1930年美国学者Hartshorne和May的划时代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社会和宗教研究所在1924年到1929年,对美国23个社区的超过10000名中学生做了系统调查。研究发现,一个学生的诚实行为,和他所在的学校是否有正式的品格教育课完全无关;至于是否欺骗,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情况,依然和学校里是否有正式的品格教育课完全无关。反而跟特定社区的氛围等一些因素有关,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美国就做了重大的转变。
当然,美国也是经过了痛苦的反思才会有现在这样一个完善的体系。我先给各位捋一下美国道德教育的历史。早在20世纪早期,美国就有很多学者提议说,搞品德教育、道德教育,跟我们现在干的事是一样的。如果从这个时间推算的话,我们的教育至少落后了半个多世纪,差得太远了。而且当初美国搞的这个所谓的品格教育,和我们今天讲的也是一样的。搞笑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不少学者在称赞这种品格教育,还说美国曾经怎么着怎么着。尤其是我们内地学校里,那些搞德育的老师更是喜欢乱扯,面对药家鑫事件、李启铭事件,还使劲在那高喊要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太可悲了!
再回到美国的历史,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非常震撼的判例,那就是禁止宗教进入学校。为什么?因为它认为宗教的价值观跟实证主义完全是两个方向,所以在70年代,美国的大学又搞出了两个比较复杂的教育,一个叫做价值观辨析,另一个叫做道德推理。当然这个比较复杂,是一种学术的新探讨,我不想做更多的解释。但我想告诉各位的是,20年后,美国又发现这两种方法只是对学生的思考有帮助,但是对学生的品格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到了90年代,美国的道德教育重点转向了药物和酒精滥用、艾滋病、少女怀孕、毒品泛滥这些问题,但是事实证明,这些直接的道德教育根本就没用。
也就是说,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搞出的这一连串的所谓的“品格教育”,最终的结论就是都没有用。透过一系列的反思它们发现,学生需要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而是我上面讲的,一个独立的精神,一个思辨的过程。
我们梳理一下刚才说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大学的自治跟独立,孕育出了一个思辨的氛围和传统。然后由思辨和实证主义的传统,形成了价值观的“无为而为,无塑造而塑造”。我们呢,正是因为缺少了思辨和实证主义这一环,才会出现董藩教授这种奇怪的现象,竟然把个人的一种人生经历当作一个教条传输给学生!这在美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记得有一篇文章,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写的,说的是大学的官本位问题。他举了他们人民大学的一个例子,他说人大分配办公室都是按照官本位来分配的,校长的办公室可以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教授的办公室可能就是一个小格子,还说一个教授的办公室还不一定有一个科长的办公室阔气。而且,我们的高校,现在也都是行政主导,一个小小的科长竟然可以把一个教授管得没话说。这不只是教授的悲哀,更是我们大学的悲哀。
表面上看,美国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大,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看到美国教育的最起码的两个界限。一个是有关部门或者政府跟高校之间的界限,另外一个是教学跟科研经费的界限,这两个界限都是很清楚的。美国教育的精髓就在于联邦政府不应该干预教育。但在我们这里呢,教学跟科研特别混乱。搞笑的是,我们的一些高校只重视科研,它们竟然认为老师只要论文写得好,就可以评各种各样的职称,完全不重视教学,根本就没有搞清楚学校最起码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所以,现在大学里流传一句话说,在《光明日报》这之类的报纸杂志,或者一些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胜过你老师讲300天的课。现在我们的科研和教学之间的界限竟然已经模糊成这样了,太可怕了。我觉得用一个词来概括挺合适,就是“学术GDP主义”。我们政府现在不是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考核官员吗?现在呢,又用“GDP”来考核学校和老师,其实就是把教授变成了一个打工仔,只要完成计件,数量够了以后就可以评各种职称了。
透过以上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美国高等教育的比较,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两种教育能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重合?比如说合作办学。我们上面说的上海纽约大学算是合在了一起,我也曾经在纽约大学教过书,它能来这里办学也是一件好事,如果它能成功的话,是不是能透过它的成功,给我们的教育体系注入一个新的活力?还有,我们应该怎样判断它是不是成功?我认为,不是说它吸引了多少好教授,或者毕业了多少学生,而是什么?是它能不能够把美国教育的灵魂带进来,就是把我们上面讲到的独立人格,引进我们中国的教育体系。但是我也很担心,中国这个教育的土壤,能不能容纳下美国教育的种子?因为它需要的是一个没有教育部之类存在的体系。如果说能够成功的话,就证明我们的观念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像美国一样,不需要教育部的存在。比如说宁波诺丁汉大学,它是英国诺丁汉大学跟浙江的万里教育集团联合搞的,这算是很早的一个合作办学,它们就围绕着一个问题,双方教授打崩了。什么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学生的成绩该不该告诉家长。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中西方的价值观的完全不同,最终导致高校的教员分裂。外国人认为不应该告诉家长,因为这是隐私。而中国人认为我们必须要告诉,不仅要告诉,而且成绩单还得让家长签字,证明一下家长看过了。所以说,南方科技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的创办,给了我们一丝曙光,它们是高校现代教育的探路者,我们要乐见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