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访谈# 朱嘉明:中国改革的歧路
2014-03-20 陈宜中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陈宜中
朱嘉明先生,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年就学于北京男十三中,1968年至1978年,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在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同时,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暨《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1989年后,流亡海外。199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完成MBA;先后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创业经商。2000年之后,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2012年1月,出版六十万字专著《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
此一访谈于2011年6月3日在台北紫藤庐进行,由陈宜中、王超华、钱永祥提问;经陈宜中编辑、校对,并于2012年3月补充提问后,由朱嘉明先生修订、确认。
一、早期经历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是否可以从您的家庭背景谈起?
朱嘉明(以下简称「朱」):我是汉人,但朱家在清朝却是「在旗」的,据说是正蓝旗或者镶蓝旗。到我曾祖父那代为止,朱家在清朝是没有实权的官员。曾祖父似乎与颐和园1894年前后的建设有极大关系,所以,爷爷是在颐和园里长大的。北京丰台地区有个叫做「朱家坟」的地方,以及北京钓鱼台一带,就曾经是朱家祖坟。遗憾的是家谱在文革期间毁之一炬。
我爸爸1913年出生,我母亲1917年出生。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1935年出生,二哥1940年出生,姊姊1938年出生,接下来还存活的就是我。父亲从我4岁时就长期在外,所以我与母亲相依为命。
陈:您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可否谈谈文革经历?
朱: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刘少奇和邓小平就组织工作组进驻北京的中学。但在工作组进来之前,学生已经自组织,每个班、每个年级都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被推选为初二年级的领导小组组长。
不多久,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工作组很快撤走。几乎是同时,所谓出身好的中学生开始控制所有中学的权力。1966年7月8日,我的初二年级文革组长的权力被罢免,而且遭到长时间批判。在整个北京市的中学,文革变成由「老兵」主宰,谭力夫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冲击了中学和大学,导致关于「血统论」的激烈辩论。1966年8月,在我们学校的高三二班,与北京四中的代表进行了辩论。四中来的包括不久之后在「西纠」和「联动」中的风云人物,至少有后来成为中信集团董事长的孔丹,还有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发育良好、器宇轩昂,有的穿著父辈的那种衣服。辩论涉及到诸如革命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他们提出是政权问题,我们主张是农民问题。辩论结果是,「血统论」难以成立。
王超华(以下简称「王」):那是学校对学校,还是派系对派系?
朱:那时还没形成什么派系,是学校对学校。但是很快的,在1966年8月,文化革命进入了「红色恐怖」阶段。从所谓的「破四旧」开始,接着是抄家、抓人、批斗、打人,被打死和自杀的情况到处发生。
陈:在北京的中学文化革命中,哪些事件的影响较大?
朱:应该是遇罗克的〈出身论〉。遇罗克本人并不是中学生,但是在1966年末和1967年初,他的〈出身论〉发表在只出了两期的《中学文革报》上,所造成的影响是后人不可想象的。遇罗克的文章,易懂而雄辩,在批判血统论的表象背后,是对人权和人的尊严的捍卫。所以,即使在文革时期,统治者也绝不容遇罗克这样挑战其思想体系和意识型态的人。《中学文革报》很快遭到查封,遇罗克本人也被投入监狱,拖到1970年初被处决了。
按照当时的分类,我既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天然反感血统论。但是,遇罗克对我们的影响超越了对血统论的批判。遇罗克批判血统论,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存在「世袭」的可能性。今天的所谓「太子党」问题,其实是「血统论」的一种历史延伸。
1967年春天,毛泽东有个「三七批示」,内容是要复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的前提是对所有中学实施军训,其实就是军管。到了1967年3月,整个北京的中学彻底被军事接管。与此同时,所有的「老兵」即老红卫兵,从监狱或者拘留所里统统释放。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李钟奇在释放他们的时候,发表了「要高干子女接班」的讲话,结果导致北京中学生的历史性分裂,出现了「四三派」和「四四派」。
陈:中学生文革是如何收场的?
朱:文革到了1967年秋天以后,已是强弩之末。隔年,全中国的中学生开始上山下乡。伴随中学生的上山下乡和工厂务工,以「老三届」为主体的中学生与大学生的文革告一段落。
「老三届」是指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的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大一至大三的学生。他们的出生年代大约是1945-46年至1952-53年。上山下乡,间接影响了中国今日的政治生态。因为文革中分派别,各自都集结去一个地方,于是就形成了一块一块,为日后留下了不同的种子。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体就是「老三届」,而「上山下乡」是「老三届」最重要的历史符号。
二、回顾1980年代
陈:您为何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业经济研究所?
朱:回忆起来有两个主要因素:其一,经历了文革十年,对于中国社会有了非常实际的了解。我是个注重实践的人,相信中国需要现代化,而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工业经济与工业化关系紧密。其二,工业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78年4月,生机勃勃。例如,所长马洪曾经是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此人的能量很大,他是1920年前后出生,当时也不过60岁左右。副所长蒋一苇、党组书记陆斐文都是有资历的传奇人物。朱镕基也是工经所的。他们都参加过19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画的实施,对中国的工业和国民经济有丰富经验和实感。
陈:有您在内的「改革四君子」上书,是否是您直接参与改革的契机?
朱:我参与经济改革首先是因为马洪。1979年,国务院组织了四个小组,着手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设计,其中的一个小组是「经济结构组」,我参加了。由此,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主见。
至1980年,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全面显现。人们在如何面对「改革」和「调整」的关系上颇有分歧。这年秋冬,我试着用当时所学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在「经济结构组」领悟的结构分析方法,而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语言去分析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形成了一篇很长的东西。在写作过程中,与同班的黄江南多次讨论。黄江南在经济问题上有很多创见,他是中国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法,提出了实际上和科尔奈(János Kornai)相同的短缺经济学。而我们那篇东西的本质,就是建立在短缺经济学理论上。但是,黄江南的弱点是动笔不勤快,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变成最终产品。又因为这篇大文章涉及中国的农业问题,黄江南建议找翁永曦。
1970年代末,翁永曦回到北京,先在《农民报》,后遇到中国农业经济改革的重要人物杜润生这个伯乐,被调进「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翁永曦除了熟悉农业、农村和农民之外,还有历史大视野,曾经提出过「中国百年复兴」设想,很为胡耀邦赏识。有了翁永曦的加入,这篇文章进一步充实。之后,因为林春或者李银河的建议,又结识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研究室工作的王岐山。此时,我们四人的领域包括了工业、农业、历史和国际关系。「改革四君子」的组合就是这样。最后定稿的文章题目是〈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
陈: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为经济决策的领导人接受吗?
朱:这篇文章的思想其实很简单:198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实体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双重问题。我们用「结构性经济危机」概括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认为这是长期实行僵化的计画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进而分析了「结构性经济危机」的机制,得出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社会总需求全面超过总供给,能源供给不足和财政收入低下是那时国民经济最突出的薄弱环节。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刺激短线部门发展,实行有限的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避免萧条,容忍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调整人民币汇率以扩大出口。
这篇文章得到了姚依林、陈云和赵紫阳的支持。赵在中南海接见我们时,开门见山地说:作为共和国总理,和不到30岁的年轻人讨论国民经济,这是第一次。陈云在不久后的中央一次会议上,也公开肯定了我们的对策思路。此外,王岐山向他岳父姚依林做了汇报,姚也当面仔细听取了我们的说明。
我们四人是尽可能的低姿态,但是,因为文章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和其它内参的发表,在北京的影响很快扩散。不知是谁开始称我们「改革四君子」,当然,还有人称我们是「工业党」,以区别陈一谘发起的「农村发展组」的「农民党」。
王:当时陈云、邓小平和赵紫阳,对经济政策的看法一致吗?
朱:在1980年代后期,陈云和姚依林在改革问题是跟不上历史的,与邓小平和赵紫阳比较,趋于保守甚至僵化。但1980年代初期,在「调整」和「改革」的关系上,陈云、姚依林、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歧。那时,就对国民经济的熟悉程度来说,几乎没人超过陈云和姚依林;邓力群也是为经济改革摇旗吶喊的,而且全力支持陈一谘的「农村发展组」。
至于赵紫阳,是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特例,他有过广东、内蒙和四川的诸侯或者封疆大吏的经历,不仅懂得农业、工业、对外经济,而且有改革意识。赵到了四川之后,除了农业,就是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我们对赵紫阳的最大印象,包括他超常的记忆、理解和学习能力。
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我们的时候,才入主国务院不久。我记得,就在我们和赵紫阳见面不久,赵就带着翁永曦视察山东。后来,赵还带过其它年轻人陪他视察,似乎王小强次数多一些,还有华生、周其仁。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赵紫阳的两个秘书,一个是人们熟知的鲍彤,还有一个是李湘鲁。李湘鲁是我们同代人。鲍彤和李湘鲁都是才思敏捷,他们不断地帮助赵紫阳发现新思想和新人才。
钱永祥(以下简称「钱」):是否可以说,在1980年代,你们这批年轻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根本原因是得益于赵紫阳,以及像鲍彤这样在赵紫阳身边的「近臣」?
朱:我同意这个判断。赵紫阳和青年人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很可能是绝响。其次,还需要注意到历史大背景:1980年代改革全面开始,人才短缺,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有着强烈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识。他们身体力行地破除血统论的影响,不再以家庭出身作为提拔标准。而我们这些学经济的青年人,确实得到了更多机会和更大舞台。
1984年9月,青年一代的经济学者在浙江省召开了对中国改革历史有深远影响的莫干山会议,对经济改革和开放中的基本问题不仅做了战略思考,而且系统提出政策性建议,标志着我们这代青年人整体正式走上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舞台。后来,以青年人为主体,建立了「三所一会」,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三所一会」的主要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地方,不乏平民和农家子弟。
陈:1988年那次「价格闯关」的决策过程,您有没有参与?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价格闯关」的失败是民运的重要背景之一。
朱:1988年「价格闯关」的决策过程并不复杂,是邓小平决策,赵紫阳执行的。此外,世界银行也支持价格闯关。属于赵紫阳智囊团的体改所反对价格闯关,但是,我个人是支持价格闯关的。我当时的主要看法是,中国已经是价格「双轨制」,不是要不要价格改革的问题,而是势在必行。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习惯了计画价格制度下的所谓稳定价格,对市场价格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对中央政府提出价格闯关的反应是非理性的抢购,导致决策部门收回原定的价格改革方案。人们不仅认为价格闯关失败了,而且认为价格闯关所造成和积累的社会不满,引发了1989年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但这是似是而非的看法。事实上,正是1988年的「价格闯关」,彻底冲击了计画价格的最后基础,加速民众适应市场决定价格趋势,并为1990年代之后中国价格「双轨制」的并轨和形成全面市场价格体系,奠定了历史性的基础。
陈:您当时怎么看通货膨胀?
朱:至于通货膨胀,也是大势所趋。当时的通常意义的通货膨胀,其实是价格革命,是中国从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和货币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制度转型的必然结果。在1988年,「国际所」和「体改所」合组了一个代表团去访问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核心任务就是考察这些国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高通货膨涨形成的背景、过程和社会承受能力,以及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陈一谘和我是南美考察团的负责人,团员有宋国青等人。我们在考察中发现,社会转型和通货膨胀有极大的相关性,不可以孤立地看通货膨胀率高不高,还要看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通货膨胀处理得当,不一定引发各种危机,也不意味政权垮台。我们并没有说过「通货膨胀无害」,而是强调对于新型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中国和其它转型国家,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面对通货膨胀。在访问途中,我们多次在中国使馆向北京发电报,汇报访问进展和观感。
这段历史后来被不知详情的吴敬琏演绎成一个夸张的故事。他就开始系统批判赵紫阳,连带指向「三所一会」,提出是「他(指赵紫阳)的『智囊』班子,则散布流言蜚语,阻挠治理整顿,其后更借机制造事端,煽动动乱,把经济危机推向社会政治危机」。
三、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陈:89年之后,当局一度「反和平演变」。一般认为是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扭转了倒退的可能性。您怎么看?
朱:邓小平「南巡」是重要的。但是,在事件之后的中国,是否可以真的放弃经济改革和开放,重新倒退到毛泽东时代?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置中国于不可逆的状态。首先,几亿中国农民不允许倒退,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土崩瓦解,完全没有可能复辟。其次,计画经济制度完全支离破碎。别的不讲,只讲价格体系:1988年价格闯关之后,不仅仅是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而且生产资料的大部分已经开始由市场决定价格。双轨制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并轨。第三,中国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各种形式的承包,甚至股份化正处于全方位试验阶段,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停止这种大趋势。第四,社队企业没有因为事件而影响它的扩张和膨胀。第五,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区,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和对外贸易扩张的局面已经形成。此外,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了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实力,和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形势比人强。经济改革开放的大势,并不是由几个反对经济改革的代表人物,或者诸如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或者「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运动所能扭转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重蹈苏联覆辙,并非因为事件的镇压,实在是受惠于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事件以后,江泽民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团,成了1980年代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对此,邓小平看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邓小平「南巡」,并非是担忧改革倒退。邓小平深刻的意识到,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这才是他的「发展是硬道理」和「南巡」的根本意义所在。
人们还忽略了邓小平「南巡」的真正后果,那就是:彻底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邓小平的所谓不争论、不讨论,就是要避免人们重新解放思想和重新评价事件。这是一种新时代的「愚民政策」,应该说,这套政策对延续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是有很大作用的。
陈:按您的意思,「南巡」是经济改革开放道路和1980年代道路的分水岭。
朱:完全是这样。19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不可逆的经济格局,为后二十年经济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但如何继承这份遗产,对中国走向关系重大。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有三个基本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遗留了至少两种选择。
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像中国这样曾经经历计画经济的国家,在经济改革中选择市场经济取向,却需要由政府来完成。这使得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实际作用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并且形成政府推动改革的路径依赖。以农村改革为例,1981-1985年,农村改革每年都是以中央一号文件下达。这个问题困惑了1980年代改革的全过程:或者是放任政府在改革中作用膨胀,或者是首先设计对政府本身的控制?但对政府本身的控制是政治改革的范畴,所以在1980年代,中国决策集团形成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共识。然而,事件之后新上台的中国统治集团做了前一种取向,就是放任政府的权力无限制地膨胀。后来的制度性的贪腐,是这种取向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允许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为此,需要地方政府有自主权。赵紫阳有足够的封疆大吏的经历,了解地方政府的需求,在1980年代尝试了包括「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希望给地方政府较多的财政资源,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互动关系。但1992年之后,中央重新建立对地方控制的政治和财政体制,设计了所谓的「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而地方政府需要经济增长,需要投资扩张,最终酿成人们现在熟知的土地财政,进而发生了地方政府、银行、开发商和房地产商的畸形结合,而且尾大不掉。
第三个是如何平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在1980年代,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主要思路:一个是通过实现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单一所有制;另一个是通过刺激民营企业的发展,增加民营企业的比重。1992年之后,中国的重点集中在所谓国有企业的改制上,其后果一是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为与政权接近的利益集团劫取;二是有些行业进入国家垄断状态,像石油、电力、通讯。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的改革遗产,并没有得到正面的使用。民营企业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处于被限制、被压抑的状态。
总之,1992年之后的中国在面对1980年经济改革的遗产的多种取向中,在抑制还是放任国家垄断的几个关键方面,做出了坏的选择。
陈:您最近在台湾的几次讲话中谈及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否能进一步说明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
朱: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澄清一个概念。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在市场和私营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残余的计画经济制度和发育不良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有这样几个重要特征。第一,金融垄断。在计画经济时代,国家对金融资源的垄断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后,伴随着货币化和金融制度的市场化,原本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非国家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以建立国有金融和非国有金融的良性竞争。但自1992年之后,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做过多次整顿。例如,关闭了众多地方信托投资公司,一次一次打压所谓的地下钱庄,即民间金融,并压抑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于是最终实现了国家对金融的绝对垄断。后来,人们一度以为四大国家商业银行的上市可以改变这种垄断局面,但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天真的。恰恰相反,这四大银行的股份化,集中反映了中国国家金融垄断的现代化。
第二,政府控制资本市场。事件后,开放了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初期人们对其抱有极大的希望,赋予很多一厢情愿的解释。二十年后证明,中国的股票市场不过是国有企业劫取民间资本的场所;上市国有企业左右着资本市场,导致了中国资本、资源完全按照国家的垄断意愿倾斜和分配。
第三,国家完成了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三大领域的垄断,不仅没商量,而且日益加剧。中国通讯业崛起与IT革命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然而,这没有加剧自由竞争,却加剧了政府更为强烈的垄断意识。表面上,中国通讯业由三大公司组成,但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公司的三个分公司,因为三者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关系。美国在20世纪,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任何财团对通讯业的垄断,最后一次是彻底分解了AT&T。与美国通讯业比较,美国是私人垄断,中国是国家垄断。进入2010年代之后的中国,真正的非垄断的行业,几乎都是那些附加价值相对低,技术含量相对小,劳动密集的行业和部门。有些行业,表面上没有国家垄断,但是国家所支持的企业控制着市场份额的主体,例如钢铁工业。
陈: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于1990年代中期?
朱:始于1990年代中期,经过加入WTO,彻底完成国家垄断是在2008年。
陈:您是指2008年的「国进民退」?但我注意到,包括最近《经济学人》的评论,有不少人质疑「国进民退」之说。他们讲,民间部门占GDP的比重愈来愈大,甚至说中国的经济奇迹主要是民间部门的功劳。您怎么看?
朱:中国民间企业问题的要害是:他们如果离开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扶植,很难成长起来,无法独立生存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主要行业的上游和下游都在国营资本手中,中小民间企业只能去和大型国有企业结合,由国有企业背书才能获得贷款,或才能获得官方订单,解决市场问题。总之,中国民营资本必须依附国营资本,成为他们的附庸。2008年的「国进民退」,波及了一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民营企业。因为再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也要顾及资本成本,而国有企业是没有资本成本约束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中国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正在大举进入一切有较大利润空间的行业,例如房地产业、零售业和餐饮业。中国的钢铁企业已大规模地投资养猪业。
零售业被垄断之后,小商、小贩、小工厂的东西卖不出去了,没有市场了。很多行业被垄断资本重组,包括修鞋业也没有逃脱。这种无孔不入的垄断,不仅意味着私人资本进入很多行业的门槛迅速提高,而且导致现存私人资本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逼迫私人资本退出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
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地方和基层有哪些影响?
朱:示范效应。中国至今拒绝联邦制,地方自治程度普遍低下,即使法律上规定的各种自治区域的自治程度也是名不符实。但是,在经济层面上,各级地方政府都极其可能地扩大其实际权力。
在垄断方面,中央一级的垄断不可能覆盖到中国的每一个行业和地域。所以各个省,在其控制范围内建立其可控制的垄断企业,甚至市和县一级,甚至基层也是如此。换一种说法,国家垄断的现象已经从国家一级发展到省、市级,县级甚至基层。以县一级为例,也有由县政府投资和控股,不容许他人染指的单位、行业和企业。中国当下的垄断已经高度的科层化,形成了渗透到基层的金字塔模式。不了解这一点,就不会明白何以在中国的县一级,甚至乡镇和村一级,都会产生拥有巨额财富的家族和个人。
陈:你刚才提到WTO,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朱:中国新型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条件,那就是冷战前后兴起的这一轮全球化。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经济主体的跨国公司化和无边界化;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分离化,最终推动着当代资本主义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因为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的成功,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最大的、最有潜力的、最有爆发力的新兴市场。在这次全球化的分工中,世界跨国公司,都愿意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基地,中国也确实成为了世界加工厂和最大的贸易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通过给予跨国公司一系列优惠,换取中国需要的外资和国际市场。相应地,中国调整产业结构,改造企业制度,建立中国国家垄断的围墙。对此,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愿意合作。例如,中国国家对金融业、银行业的垄断,其实是在西方大型金融企业的支持下完成的。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就是国家垄断的建设银行和美国的摩根斯坦利合作建成的。中国的H股,中国企业在华尔街、伦敦、法兰克福、新加坡上市,都是与西方的支持分不开的。
陈:您怎么看朱镕基时代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形成的作用?
朱:朱镕基是计划经济出身,熟知计画经济的运行和管理。在朱镕基主政上海市的时候,上海经济很大程度还在计画经济的惯性之中,与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相比,上海几乎没有什么象样子的民营经济、私有企业。不仅是朱镕基,江泽民也是国有企业出身,长期在机械部门工作。但是还要看到,朱镕基和江泽民在1949年以前受过系统的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不仅数理化,英文也是不错的。他们重视西方社会,有强烈地和美国合作的意愿,颇有洋务派的遗风。
如果说朱镕基时代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进程产生影响的话,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抓大放小。改组和控制大型国家企业,将数量众多的中小国有企业放给民营和私有。后来中国工业垄断的格局,就是在朱镕基时代奠定的。第二,如前所述,一步实现对金融的垄断,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彻底割断金融系统对非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1990年代中期,海南岛民间的投资浪潮遭遇灭顶之灾,多少人倾家荡产,就是因为在政府强势干预下的国有银行切断与房地产投资商的联系。总之,在朱镕基时代,中国完成了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国有机构的新的联盟。因为这样的联盟,导致中国国有银行中的呆坏账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已经到了最危险的程度。后来,国家金融系统的呆坏账并没有减少,但是比例下降。原因并非是国有银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而是绝对垄断;呆坏帐相对于其资产总量膨胀的比例下降,这是一种稀释。
如果对过去二十年中国主要产业的发展历史稍加分析,不难发现,钢铁、石油、电力、通讯业的改组基本上都是在朱镕基时代完成的。应该这样说,经过朱镕基时代,留给温家宝对国民经济(特别是主要行业)发挥实质影响的空间相当有限。
陈:如果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事实,它的成因是什么?
朱: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1990年代自然发展的结果。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持政权,维系一党专政,于是提高国家和政权的安全水平,寻求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按一般的财政收入体系,即使后来的「分税制」也不足以满足中央财政支出大规模扩张的需要。而强大的国有垄断企业,无疑可以确保中央政府的收益。我现在手头并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对中央财政直接和间接贡献的比例,但是可以肯定,中央政府从垄断企业中得到的利益是稳定增长的。中央政府具有从垄断企业获取财富的双重身分:第一个身分是政府,理所当然的获取税收,而且是多种税收;第二个身分是大型国有企业的绝对股东,通过国有资产的管理参与分红。
我必须强调:中国的国家垄断是一种政治垄断,它和传统的资本主义垄断有很大不同。后者主要是非政治和非国有企业的垄断,加之民主制度的制衡,国家有能力通过反垄断法对抗市场垄断。但在中国,国家和国有企业在垄断利益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反垄断法,既没有前提也没有对象。
陈:那么,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
朱: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中国当下的核心特征。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按道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到了这种程度,应难以产生富可敌国的众多「权贵资本主义」集团。「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在中国比较普及,主要是强调裙带关系。但中国的情况,主要还不是裙带关系,而是政府权力。确切地说,中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其实是庞大的权贵资本主义和门阀资本主义体系,是财阀加门阀的一种结合体。这是古今中外极为独特的一种由国家领航的资本主义。在过去二十年间,特别是过去十年间,中国成为一个造就世界级富人的生产线。
要深入理解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私人家庭资本主义的关系,就不得不涉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因为中国是党国体制,党国成为经济资源垄断的主体,且不受任何监督。按中国公开的法度,国有资产毕竟姓国不姓私,据为私有为法理所不容。但是处于权力中心和周边的,至少相当一部分,会千方百计将部分国家资源持续转换为私有资产,而且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制。第一,切割,就是将某些国有部门、某些国有企业让渡给相关家族和企业。第二,借反垄断、民营化的名义,让已经具有资本实力的相关家族合法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和部门。第三,基金方式,即由国有垄断企业出资建立基金,管理权逐渐替代所有权。第四,上市圈钱,让上市之前已经控制股份的利益集团,再成为上市的受益者。除此之外,当然还可以举出其它各种方式。由于中国国有垄断资产庞大而且日益扩张,其所支持形成的权贵、门阀资本主义集团,自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世界级富人。
陈:匪夷所思。
朱:中国在财富的积累和分配上,经历了两次完全不同的掠夺。一次,发生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将中国数千年数百年私有经济私有财产变成国家所有。第二次,就发生在过去二十年间,那些资产膨胀的国有垄断资产,不断地且一部分一部分地转化为家族、门阀、私人资产。一次是通过武力,一次是通过权力。
在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富人财富的积累需要一代人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即使比尔‧盖茨、乔布斯他们创造了那么有技术含量的产业,也花了三十余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富人可以在不足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积累世界级的财富。所以,在中国所谓的仇富心理背后,是人们对富人财富形成过程和方式的不认同。这是中国最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
我过去说过,在我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和我被共产党开除之后,都常常想到共产党里的三个人:一个是方志敏和他写的〈清贫〉;一个是瞿秋白,就义之前一无所有,在刑场上哼着国际歌;一个是陈独秀,小偷到他家偷东西,没有什么可偷,才偷了他的手稿,而这个手稿就是他的命,自此一病不起。无论人们如何批判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对其历史根源还要如何发掘,对其罪恶还需要多少揭露,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共产党最后演变成一个控制庞大社会财富的集团,其中一些人把财富据为已有,是这个党的创始人、先烈以及绝大多数成员始料不及的。
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所谓的中国左派说几句话。他们否定现在,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或者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宗旨是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平等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但是,中国这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却成为了贫富差别最大,少数富人控制绝大部分国民财富的最不平等的社会。因此,他们怀念毛泽东,甚至主张回到毛时代。中国左派的误区在于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承认:正是共产主义导致了极权主义和党国体制,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遭到垄断滥用,与经济和商业利益结合,以至于出现对资源的不合理占有、对国民财富的不公平分配。
陈: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右派?他们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怎样的关系?
朱:其实我非常不愿意用左派右派这样的概念来划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光谱。刚才说的左派是按中国的划分办法,指希望回到毛时代,甚至不惜回到文革时代的中国左派。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合理,贫富差别过大,彻底背离了中国共产党承诺的共同富裕。毫无疑义,中国的所谓左派看到了这些现实问题,进而把这一切归咎于经济改革开放、市场化和私有化。但问题是,1980年代展开的中国经济改革,在1990年代之后已经背离了它的初衷。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并没有充分发展。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左派的思想是混乱不清的,他们寻求的解决办法也是倒行逆施。
中国的右派其实很难定义。按照人们的通常标准,中国的右派似乎应该是那些在经济方面主张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主张普世价值、尊重人权、支持实行多党政治和议会民主的人。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通常标准,在中国本土内几乎很难找到右派。那些被认为的自由派或者右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名不符实。以吴敬琏为例,他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代表,但是他所支持和参与的1989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不是不断地逼进,而是日益地远离真正的市场经济。国有经济并未得到抑制,而是不断强化垄断程度;民营和私有经济不是蓬勃成长,而是不断被打压。在吴敬琏这类人那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多元化,不过是口号和空话而已。他们其实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和相当多的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分享者和代言人。中国还有一些自由派的代表人物,直接为中国富人阶层辩护。他们的错误不是为富人说话,而是忘掉了中国富人的相当一部分,从资本原始积累到财富膨胀,都和国家权力有这样那样的结合。总之,中国的右派或者自由派,大都回避诸如政治制度改革这样的敏感问题,也没有道德勇气倡导人道主义维护人权,更别说主张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制度。
我在这里不得不提醒,在当代中国的国情下,很多经济学概念都存在着需要重新定义的尴尬局面。例如,我今天反复使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概念,但其中「资本主义」四个字是非常勉强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机会真正重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也是如此,也很勉强,不要以为中国经过了三十年改革就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私有经济」的概念在中国也是如此。
四、中国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人口过剩、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陈:可否谈谈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看法?
朱:我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看法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有三个区别:第一,我分析的出发点和归宿,都不包含对现政府经济政策服务的意识;第二,我不是讲短期,而是讲中期,所谓中期指五年左右的时间区间;第三,我关切对长程有影响的经济现象。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其宏观经济中都会存在着增长放缓、失业、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之类的问题。人吃五谷杂粮经春夏秋冬,没有不得病的道理。当代世界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瞬息万变,宏观经济自然会波动。在我看来,说中国宏观经济存在问题,是指这些问题具有独特性、制度性和长远性。
陈:独特性、制度性和长远性是指什么?
朱:还是先从具体情况入手,再来回答你的问题。中国经济首先面临着若干过剩。第一是人口过剩;第二是产能和产品过剩;第三是货币供给、资本和投资过剩。这三大类型的过剩无疑具有中国特色,而解释这三大过剩的内在逻辑必须从制度入手。不仅如此,这三大类型的过剩,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势必是长期的。
人口过剩是人人皆知的常识问题。在特定制度下,人口过剩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在中国的体制下,特别是事件之后,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是当局的第一大目标。为了实现稳定,就必须解决就业问题。在人口本来过剩的情况下,在私有经济受严重压抑的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手段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投资行为。只有在政府参与下的投资,才能不断扩大就业机会,缓和人口过剩造成的失业自然增长。而过度投资,必然导致生产产能的过剩,乃至产品库存增大。
刚才是讲人口过剩、就业压力、投资扩大、产能产品过剩这样一个逻辑。此外,还有另一个逻辑。中国持续地扩大基础货币规模,储蓄居高不下。从贷差变为存差,存贷比持续上升,超额准备金居高不下,人们把这种现象说成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供给过剩,也就是钱太多了,毛了。这么多钱,导致了中国的资本膨胀。于是,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继续开工,避免失业,拒绝减产,造成产品过剩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还要继续维持投资规模,形成更大的产能。这是中国经济最深刻的矛盾所在。
陈:中国的产能过剩、产品过剩,可以通过扩大需求来解决吗?
朱: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中国实行金融垄断,各级政府公司化,对投资不仅有决策权,而且有操作能力。但是,中国的党国体制再万能,却没有办法解决国内民众的强制消费问题。不久前我看过一个数据,是讲生产能力怎样大于居民消费能力。中国居民消费总支出与中国工业消费品的内销产值的差距持续扩大,目前至少高达5万亿甚至7万亿人民币以上。居民消费还包括农产品和服务业,也就是说,大量的工业消费品生产出来没有市场,只能是增加库存规模。以彩电为例,在2000年前后的彩电生产量是300万台,销售量是100万台。2010年彩电生产到了1.18亿台,消费量是4000万台。但是中国的彩电生产依然在高速膨胀,而道理非常简单:如果彩电行业消减生产,必然导致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减少彩电行业的生产规模。这是各级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中国政府就推动彩电下乡,让没有彩电的农民购买。但是,因为电费过高,彩电下乡并没有刺激出多少需求。至于国际市场,中国彩电的份额早已达到极限。显而易见,这样的模式也许可以躲过初一,但注定躲不过十五。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发生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是通过经济危机加以调节,包括失业扩大、经济萧条等。但是,中国采取的办法却是压低工资,其结果是导致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恰恰又破坏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扩大。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陈: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吗?
朱:非常难。这里有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是许多跨国企业的生产中转站。他们的生产量通常大于中国市场的需求量,因为要把多余部分用于世界其它各国市场,但是他们往往高估市场的扩张能力。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各级政府为了自身的财政收入和增加就业,大力扶植本土企业的产能扩张。说到国际市场,一方面西方消费模式正在转型,趋向更节约、更环保的消费模式。此外,各国的企业家、生产商、供货商、消费者,都开始警觉和抵制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过份扩张。中国产品的外销阻力越来越大,而这又加剧了中国的生产过剩。
五、中国未来
陈:有些经济学家相当乐观,说高速增长还可以维持十年二十年。也有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甚至有中国经济崩溃论。您怎么看?
朱: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谈未来。凯恩斯的著名说法是:从长期看,我们大家都死了。如果一定要说未来,我倾向于把它限定在二、三十年的时间范围内。
在我看来,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并非是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在清末新政时期和民国初年,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1927年至1937年,在共产党执政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画」的1953-1957年,都发生过高速增长,只是这次的时间相对的长。但这是和一些特殊条件有关的。第一,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开放之前,经济发展水准过低,基数太小;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增长空间极大。第二,中国受惠于「冷战」、「全球化」、「九一一事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改变的国际条件。第三,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大幅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准,形成了对未来的积极预期。第四,事件之后,中国统治集团实现了以「维稳」为中心的治国方略。上述这些条件都相当独特,是不可重复的。「中国奇迹」也好,「中国模式」也好,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历史现象。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不会是过去三十年的重复和放大。
陈: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有哪些负面的因素或遗产会影响未来?
朱:关于过去三十年发展的成就,人们说得太多了,无非是因为经济改革和开放,GDP 持续高增长,完成了「经济起飞」,实现了所谓的「崛起」。但是,这种情况绝非是中国独有的。近三十年来,除了非洲的一些地区,整个人类的物质水准都有了相当的改善。同时,全世界的政治制度也在趋同中走向进步。IT革命、手机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和教育方式。
所以,我更看重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所积累的各种负面因素。我把这些因素概括为若干个危机:
第一个是生态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大规模地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包括森林砍伐、土壤恶化、沙漠化、水资源短缺和污染、排碳量失控、空气污染、海洋资源的掠夺、地下资源的枯竭等等,不一而足。在所有生态危机中,最严重的是水资源和土壤的破坏。中国现在粮食的自给率比重很高,达到七成以上,但是缺口的三成的绝对量也是惊人的,需要进口。中国农田面积的减少从根本上制约了粮食自给率的稳定。生态危机的背后其实是生存的危机。生态危机不是中国仅有的,但是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其生态环境破坏之后不可修复,以及资源丧失之后不可能再生的后果,要严重于世界任何国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已日益依赖中国之外的资源。
第二个是全民公共卫生和健康的危机。2003年的SARS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预警。中国在大规模城市化之后,公共环境和医疗体系是相当脆弱的。谁也无法保证中国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健康危机,而这种危机远远比地震、洪水、飓风等天灾可怕。
第三个是社会危机。这个危机领域非常宽阔,至少包括道德危机、制度性贪腐、侵犯智能财产权,还有偷窃、抢劫、吸毒和卖淫等等。中国的社会危机之所以严重,是因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彻底「解构」,而新的社会体系难以形成。中国当下的社会基层丧失了「自治」的支点,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依赖社会本身的「自组织」,而是基本依赖于政府和政权的力量。
第四个是经济危机。衡量中国经济危机和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标准是相当不同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有1%、2%、3%就已经好得很,谢天谢地了。但是,中国却不能承受低于5%,甚至低于6-7%的增长。因为中国的福利水准太低,没有增长、没有就业,对很多民众而言,就是没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就要出大事。在毛时代,中国农民虽然被禁锢在农村,但毕竟有集体经济,有土地耕作,有小小的自留地,活下去大体没问题。但今天,大多数农民已经与土地分离,没有了家园。如果没有工作,不能挣钱,没有栖身之处,那将是引发社会失衡的巨大能量。
第五个是政治统治和治理危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是「敌人」最多的国家。1980年代是中国「敌人」最少的年代,但自事件之后,「敌人」就多了起来,有国内的,有国际的。与毛时代比较,只增不减。特别需要说的是,其中的不少「敌人」其实是「假想敌」。「敌人」的数量和统治成本有极大的相关性。所以,中国政治统治和治理成本,无论和中国过去比较,还是和美国比较,都与日俱增,集中体现在著名的「维稳」开支上。在经济高度增长,财政收入维持两位数增长率的情况下,这自然不是问题。一旦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形势恶化,就难以为继了。
我所说的这些危机,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都不是积累了一年两年,而是十年二十年了。这些危机相互影响,已形成一种危机的「叠加效应」。任何一个危机没处理好,都可能引爆其它危机。中国有句古话是「前人种树,后人纳凉」,但也有「前人造孽,后人遭殃」的说法。中国未来的根本挑战是:不仅要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还要面对和正确处理过去三十年所积累的各种危机。所以,中国的领导人是当今世界最累的领导人。
陈: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您怎么看?
朱:我想纠正人们的一种看法:中国经济改革大体是成功的,已经建立市场经济、多元制度,实行对外开放;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政治改革的滞后,如何加快政治改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想法。中国在事件之后,不仅政治改革停顿和倒退,强化了党国体制,而且经济改革也步入歧途,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如今的问题,岂止是经济改革成功和政治改革滞后的矛盾,而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双双背离1980年代初衷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大体是一致的,彼此相互配套、相互支持。要看到,没有事件之后的政治体制,中国也不会如此之快地形成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
所以,中国的未来不是简单的激活政治改革,而是要改革整个政治和经济制度。就经济领域来说,势必要「第二次改革」。
陈:如何实行第二次改革?
朱:从回归理性和回归19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非理性状态已经多年。2008年举办奥运会时,民族主义、爱国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到处讲「盛世」和「崛起」,还有「中国模式」。那一年又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更加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认为中国可以改造世界货币金融体系。
中国现在到了必须回归理性的时候了。和2008年前后比较,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明白,所谓的「中国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过大,而这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无论对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来说,都在趋于零甚至走向负数。所以,中国需要做新的历史选择,在不同政治势力和思想派别间求同存异,选择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基本方向。在我看来,最有共识基础的就是回到1980年代,重新整理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遗产,把他们没有完成的事情重新激活。这是为了避免同归于尽,避免大的社会动荡。
陈:中国真有可能再回到胡、赵时代吗?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980年代的中国,而且,在二十多年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已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回归1980年代,如何有助于化解这些矛盾,并克服您所谓的「合法性危机」?
朱:就中国的现实来说,合法性的问题就是人民是否信任执政党和执政集团的问题。简单地说,共产党的合法性危机就是民众丧失对你的信任,执政集团丧失了信用。其实,合法性危机是共产党执政后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都是为了缓和合法性危机。
回到1980年代是非常有弹性的选择。首先,与回到新民主主义不同,这不是回到一个主义。中国的历史教训很多,只要回到一个主义,就会强化意识型态的冲突。我所谓回到1980年代,更强调的是一种价值观,而价值观可以容纳不同的主义。在1980年代,表面上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意识型态的作用弱化,普世价值的影响扩大。不然的话,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1980年代有所谓的「反对自由化运动」。其次,回到1980年代,可能也意味着一个包容不同发展模式的共同体。
我认为,回到1980年代,基本可以避免中国的分裂。因为1980年代的道路是在承认中国已经历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之下,通过改革建立新型的市场经济、开放和民主的社会,实现分配大体公平的丰裕社会,给每一个人经济和政治权利。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为社会主流和多数人接受的,是可行的。
现在与1980年代相较的最大差别是:中国今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利益集团。中国内在的矛盾不再是单纯的理念和主义之争,而是利益之争,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了。我想,中国未来最重要的出路是在民众的支持下,实现新的立宪,同时建立一个容纳不同社会阶层,甚至包括既得利益集团在内的对话和妥协的政治框架。
陈:我知道您不喜欢用「左派」和「右派」去分析中国的政治光谱,但是中国的左右之争不是一直很激烈吗?
朱:我的观点是:今天的中国尚未出现清晰的政治光谱,也就是说,还没有清楚地形成不同的政治思潮。各种所谓的派别,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处于相当粗糙的状态。
在今天中国,「改革」如同昨天的「革命」一样,完全被庸俗化,每个人都以改革派自居。至于改革什么,每人有每人的含义和解释。所以,也不可简单以「改革」来区分中国的政治派别。真正划线的标准应该是:到底要怎样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法律体系?
我个人反对任何政治倾向下的激进主义和激进派,因为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极端主义,都会「唯我正确」,拒绝多元、宽容和妥协,导致破坏而不是建设。中国最需要的是理性和对话。而要实现这样的转变,中国的执政集团是否有新思维最为重要,因为他们现在拥有权力和一切资源。
陈:您最大的关怀似乎是不希望中国未来失序,而希望各类危机得到理性的缓和?
朱:中国现在最重大的问题是:已经不可能再按照现在的模式运行下去了。此时此刻,「中国模式」还有一定的能量和惯性,还没有走到尽头。至于还能持续多久,三年五载大体没什么问题。而且,如果中间冒出幸运的因素,还可能会延长。但是,如果不寻求变革,爆发严重危机仅仅是时间问题了。我希望中国能避免危机的总爆发,希望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危机可以分流。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替代性的发展模式?目前还没有。所以,我认为唯有回到1980年代,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历史遗产作为各方现实力量的妥协基础,完成胡、赵在1980年代本来要做的事情,把背离这个目标的东西做出调整,才是最现实、最理性的当前出路。我希望、也试图让大家接受这个想法。
(陈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
(本文刊发于《思想》杂志22期「走过八十年代」,转载时有删改)